门口躺着一只猫。
它的毛是斑驳的花色，像一张被雨水打湿又晒干的旧画布。身上沾着干涸的血迹，毛发打结，眼神却仍旧亮着，像一颗被遗忘在尘土里的星星。
我蹲下身，伸出手，它没有动。我以为它死了。但当我指尖碰到它的脊背时，它轻轻颤了一下，像一片风中的叶子。
我转身回屋，摊开围巾和毛巾。手指在几条毛巾之间犹豫——有些太贵了，用了就不能再用了。我最终选了一条不太重要的，铺在桌上，像为它准备一张临时的病床。
当我再次走出门，它还在那里，像一块沉默的石头。我小心地将它抱起，它轻得像一团空气。放在毛巾上时，它睁开眼睛，嘴唇微微动了动。
“我叫花花，”它说。
我怔住了。我也有一只猫，叫花花。但我并不是每天都关心它。
“我快要死了，”猫继续说，“可以把我放在外面，我会慢慢死掉。你这样关心我，我也一样会慢慢死掉。”
我盯着它，心里泛起一阵莫名的慌乱。
“你叫花花？”我问，“是谁给你起的名字？”
猫眨了眨眼：“从前有一个国家，里面很多人名字是四个字的，都是汉字的名字。那个人叫近海直树。”
“原来是日本人啊。”我说。
“是啊，日本人。”猫舔了舔爪子，“我想不通为什么日本武士那么帅气。我也想成为一名武士。”
我没有接话。猫似乎忘了它刚才说过的话，忘了它说自己快要死了。它开始讲起武士的盔甲、马匹、刀鞘的光泽，讲得眉飞色舞，像个孩子。
“等我能跑的时候，”它说，“我要去找别的小猫玩。我们可以一起跳到屋顶上，追着风跑。”
我看着它，突然觉得它并不是一只病猫。或者说，它的病并不在身体里。
“你知道你刚才说你快要死了吗？”我轻声问。
猫愣了一下，低头舔了舔爪子，没有回答。
我没有再问。我们就这样聊着，从武士聊到寿司，从寿司聊到猫咪咖啡馆，从咖啡馆聊到东京的樱花。话题像风筝一样越飞越远，线却始终握在我们之间。
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猫蜷缩在毛巾上，眼睛半闭，像是睡着了。
我坐在它旁边，忽然觉得，这只猫也许不会死。或者说，它已经在慢慢活过来了。